什么要去演那样一出戏给他看？这下好了，他一打你，我全都知道到了……你是……你就是为了叫我知道吗？叫我知道他爱你，你要对我示威？！”她问的语无伦次，因为她从邓月明的话里听出了沈文昌对她压抑的爱意。

她又开始问自己：“要不要离婚呢……要不要离婚……他……他或许依然爱着我……”

“我需要钱，把我妹妹赎出来。”邓月明道：“我不知道你们要来看戏……早知道这样……我就不演了……”

白珍痛苦的抹了一把脸，像是把一整面的五官卸了去，茫然的站了起来。她绕着茶几缓缓渡步，低着头心有所思。

“他有一个不幸的童年的，他曾经遭受过暴力。”

“这或许是一种心里上的疾病，我可以带他去看心里医生。”

“我一直都在自作主张……我甚至都没有好好和他谈一谈……”

她把沈文昌的血迹踩出许多脚印，一个一个绕着圈印在羊毛的毯子上面，像一种残酷的思想的痕迹。

“珍珍。”忽然，她听到她母亲的声音，抬头看去，看到白老太太站在楼梯的尽头，穿着黑色潘云厚段旗服，点着一双小脚。

“然后呢……不离婚然后呢……”她忽然想：“我和他一起老去，然后变成父亲母亲那样……”一种更为厚重的恐惧的席卷了她，把她牢牢的钉在了原地。

白老太太一步一步的走下楼梯，一个高大的女仆低着头搀扶她。她走到客厅，在茶几上取了一杯茶，直接泼到了沈文昌的脸上。沈文昌惊醒过来，看到她，立刻正了面色。她却不看沈文昌，只对白珍说：“送这位先生去医院吧。家务事，别叫人笑话。”那女仆去拉邓月明，邓月明无力的随着她，左摇右摆，挂在她身上，目光却飘向了沈文昌，小心翼翼的落了下去。

沈文昌抹一把脸上的水，只道：“珍珍，我们应该独自谈谈。”他望着白珍，没有去看狼狈的邓月明，像是全然的不认识他。邓月明的睫毛颤了颤，鲛油长明的诅咒盘踞在他的眼中，痛的他几乎要落下泪来。

“我和姓沈的讲句话……”他声音忽然变得嘶哑，像有一根细骨卡在了喉咙间。他推开女仆，蹒跚的扑到沈文昌的身边，拉下他的头，用极低极低的声音告诉对他笑道：

“我杀了邓金。”

第63章

一九四三年的十二月底，上海的小报都在盛传市长秘书与太太闹离婚的消息。本不过是众多绯闻中的一条，令人笑后即忘，但因其后又渐渐写出了许多惊世骇俗的同‌‎‌​­性‎‍‌‍爱‎­­‌艳闻，便被文化部彻查，禁了消息。然而依旧有几个胆大的小报记者，偷偷去了白公馆，想要探听一些一手消息。记者心惊胆战的去，大失所望的回——白公馆已经人去楼空了。

那时白珍单方面和沈文昌离了婚，请一位文化部的朋友，在报纸上发了消息。沈文昌那天买了发行的所有报纸，亲自带卫士持枪围了文化部办公室，怒斥报纸刊登“不实消息”，要求重发消息予以澄清。这当然不能够，他当天就被市长训斥，强行停职了。他还惹上了人命官司——大亚电影公司的编剧路晓笙报警，告他谋杀了京剧演员邓月明，并请了一个德国律师来处理这件刑事案。他当然不在乎这个指控，很快利用76号的力量的压了下来。然而这些事情统一的成了痕迹落在众人的眼里，茶余饭后谈论起来，又结合小报刊登的香艳传奇，很被笑传了一段时间。而他的出生，他的发迹，他的仕途，也成了一类滑稽戏，给人带来了无限的快乐。

幸而一月一日过后，政府批下一个上海文化精英交流宴会，为了筹办宴会，沈文昌得以复职。他回到办公室时，依然风度翩翩，穿着英国呢的三件套，头发全都后梳着。他办公仍然周到细致，待人依旧人宽和大方，像是一切都没有变——他还是那个会在午餐期间谈起跑马股票，会在值班时候请吃夜宵的沈先生。

可沈文昌知道，他已经疯了——那荒谬的话剧落幕时，他就疯了——邓月明杀了邓金！

他无时无刻都在想：“他为什么要杀他？”

“他那里来的本事杀他？”

“他有这样的本事杀人，会只是一个普通的戏子吗？”

“他是谁？他是哪一方的人？重庆的？还是延安？”

“还有谁知道他杀了邓金？”

“别人知道我和这样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在一起，我该怎么办？！”

“他欺骗我……利用我……折磨我！”

他现在看每一个人的笑容都有了深意，听每一个人的话都觉得另有潜台词——都准备着敲诈他，准备着举报他，都想踩着他的尸体去风风光光升官发财。他随身带枪带弹匣，再没有坐过不防弹的汽车，也再没有独自出过门。

可他夜里做梦，却常常梦到邓月明。那蒲柏路的弄堂里，无线电唱着李香兰，石库门一座并着一座，京剧脸谱一般的门面，横向拉着许多的晾衣绳与电线，像是一个人已经老了，眼尾布着秋意。他站在石库门下，仰头叫着邓月明。

邓月明探出身来，穿一件赭色的老气长衫，逆着天光，却镀了一层明亮的，柔软的金。

“嗳，沈先生。”他笑着回答他，他也笑着应着。

梦醒时分，他面上都是泪，窗外梧桐依旧，邓月明却已经死了，大概是死无葬身之地的，顺着一条黄浦江，尸体冲到东海去。起先以为是失踪，路晓笙报了警察局，警察来询问，他又问起当天开车送月明回去的卫士，才知道白老太太下了命令，要邓月明的命。他听着真相很平静，甚至有些欣然，因为邓月明是为他而死。

“生死大事。”沈文昌对路晓笙笑道：“我在他命里的分量。”路晓笙从此恨透了他，势必要和他官司打到死。

文化部举办宴会时，他又见到了路晓笙。大概是磋磨久了，终于平静了一些，路晓笙不再对他恶言相向，也不再高声痛骂他“谋杀犯”，只是静静的讲道：“那天我给他买了一个生日蛋糕，就放在导演办公室里。”

他也静静的听着，听完一点头，转身离开了。

宴会里没有人注意到他，全都沉浸在新年的喜气里，举着酒杯听致辞。整个宴会装饰的富丽壮伟，隐约靠向洛可可的风格，像战前的香烟招贴画，最符合中国人想象的欧洲风格。沈文昌一直往外走，走到晚冬的夜色里。天上没有月亮，乌云漫卷着，他没有戴帽子，没有穿大衣，手里依旧端着宴会里拿的酒。

第二天，他仍然到76号去上班，办公室里挂汪主席，悬和平建国旗。

一九四四年，沈文昌在上海做文化官。

《新欢旧爱》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