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利希教母的养女长着一张来自远东的、不长不短的脸，发际与眼珠同样乌黑。她像某种冷血的爬行动物，滑腻、光溜、皮肤上没有孔隙和绒毛，鼻梁并不如姊妹们一般高得突兀。即便是惊心动魄的瞬间，也不见那两枚本该随着呼吸而翕动的鼻孔，这使得她看起来更加阴鸷，如蛰伏浅湾的毒蛇。

“是的，您说得没错，市长女士，我完全地赞同您。脱衣舞娘是不光彩的事业，可她为了抚养自己所爱的人而忍辱负重地工作，这非常可敬。哪怕他是参议员的儿子，因为平日疏于管理自身而致使本就贫困的女士有娠，这是故意伤害罪。”白马兰坐在转椅上，拨弄着电话线，痛心疾首地叹息道“您一定要去游说，为她讨个说法。她只是同意发生关系，没说想要个孩子，那并非卵精结合的胚胎，那是可耻的寄生物，吃她的肉，喝她的血。”

上个世纪六十年代，世界大战结束。战后极度高压的环境让人望不到尽头，无法自拔的困境、苦恼的深渊和长期的病痛使反创生运动的浪潮席卷半幅世界地图。人们丧失权力意识，拒绝更困难的任务，继而接受嗜好品带来的昙花一现的愉悦，仿佛那是更广阔的新生活。

现代文明真正地建立了吗？生命本该相同的重量与意义从未相同。疾病倾向贫穷，痛苦倾向寒微，世界各地的女性为创生承担程度不同的风险和代价，贵贱有别，苦乐不均，母亲的羊水成为阶级的护城河。人类族群在前进的过程中屡屡抛弃虚弱的生产者，倾向于快捷、便利而后患无穷的掠夺道路——那是一条怎样的道路？文明的整体坐标不再具有任何符合逻辑的定点，任何东西都可被放在天平上衡量，女性的生育行为不再充满爱和期待，仅仅只是单纯的繁殖。快节奏的社会注重‘量’多过‘质’，灵与肉被分离，身和心被割裂，暴力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和解决方式，慕强是国际社会的主旋律——想象一下吧，人类与兽类再无分别，数亿人彼此轧倾、漫涨拥堵，垒就塔尖唯一之人的通天梯：那个人什么都有了，可其她人什么都没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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