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人文学者尽心于人生真目的之探讨。为学术界放一异彩，他们会悟了人生的真意义，因完全置神学的幻象于不顾。常有人询问我们的伟大人文学者孔子以死的重要问题时，孔子的答覆是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。”有一次，一位美国长老会牧师跟著者追根究蒂讨论生死问题之重要性，引证至天文学原理，谓太阳在逐渐丧失其精力，或许再隔几百年，生命在地球便将消灭。

牧师因问我：“那你还承认不承认生死问题到底是重要的？”我率直地告诉他，我未为所动；倘使人类生命还有五十万年可以延续，那已很足以适应实践目的之需要而有余，至其余则都属于不必要的玄学者的杞忧，任何人的生命，如欲生活五十万年而犹不感满足，这是不合理，而且非东方人士所能了解的。这位长老会牧师的杞忧，是条顿民族的特性。而我的不关心的淡漠态度是中华民族的特性。中国人是以便不易皈依基督教，即使信仰基督教，多为教友会（quakers）式之教徒（教友会为意大利人乔治福克斯所创之宗派，系主张不抵抗主义者。）因为这一派是基督教中唯一可为中国人所了解之一种，基督教义如当作生活方法看，可以感动中国人，但是基督教的教条和教理，将为孔教所击得粉碎，非由于孔教逻辑之优越，却由于孔教之普通感性的势力。佛教输入中国，当其被智识阶级所吸收，其宗教本身，只形成一种心意摄生法，此外便了无意义。宋代理学的本质便是如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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