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然，国营经济的本质也是重农抑商，但是因为其在刘彻的经济政策里占有重要的地位，所以我们将它单独拿出来说。

平心而论，重农抑商的政策的确有一定的道理，也解决了相当的社会问题，比如说当时所谓的“豪强”。

“豪强”就是一些大商人。这些豪强兼并土地，为祸乡里，经常为了逃税隐瞒实际的土地和人口数字。地方官和他们也大多有交情，甚至与他们有经济上的往来，往往会对他们的罪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久而久之，国家在当地的权威就会下降。

重农抑商甚至有更深的政治目的。

在汉朝初年，实行了“与民休息“、“轻徭薄赋”的政策，允许民众铸钱、冶铁、煮盐。这给了私营工商业广阔的发展空间，使其迅速发展，富商大贾层出不穷。也就导致贫富差距扩大、土地和人口兼并频繁，从而导致诸侯国坐大。

在某种程度上，汉景帝时期的“七王之乱”不能不说是这些政策导致的后果。

刘彻实行的经济政策就很到位地打击了这些人，使得最底层的平民得以偷生。

但是，国营经济政策却有着当时人们未能预见或者预见但不愿相信的问题。】

刘彻沉吟道：“昔年文帝、景帝与民休息，虽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恢复秦末后饱经战乱的中原，但也并不是没有考虑过对诸侯国过于宽纵的问题。攘外必先安内，二位先王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一鼓作气地铲除他们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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