甚至荀彧说的这些话，他都猜到了大半。

汉末——或者说整个东汉，君臣之间的矛盾主线就是君权与臣权的进退，以士大夫为主的外朝大臣奋斗的目标就是夺回被君权侵占的臣权，具体的说，就是被架空的三公之权。

对后世的人来说，东汉的大臣还有相当的尊严，甚至算得上嚣张跋扈。大臣犯颜直谏，甚至当面嘲讽皇帝的事屡见不鲜。但是在当代人的心目中，这却是君权无序扩张，臣权溃败的时代，名符其实的乱政。

三公坐而论道，便是最难以容忍的乱政之一。

他们与外戚斗，与宦官斗，归根到底，都是与皇帝斗，都是为了拿回曾经拥有的臣权。

君权、臣权保持平衡，才是他们最终的目标。

只不过这个平衡的标准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。

以西汉初的标准论，东汉的三公就是摆设。

以后世的标准论，东汉的三公却位高权重，相当体面。就算是唐宋的宰相也自愧不如，艳羡不已。

聪明如荀彧，也未必知道君权进、相权退源自儒家理论的内在基因，是不可逆转的趋势。

他只看到君权的不断扩张，而皇帝本人却没有足够的能力来驾驭权力，屡屡出现皇帝一意孤行，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。

两次党锢的实际推动者不是皇帝，而是宦官。

孝灵帝建万金堂，卖官鬻爵，背后的推动者也不是孝灵帝本人，而是董太后。

党锢之祸，使党人与朝廷离心，最后因黄巾大乱，朝廷不得不向党人低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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