等待是她最擅长的事,没有结果也是一种结果。
杜蘅一直这样以为。
她很有囚犯的自觉,这种自觉就像戴过脚镣的双腿,很少迈出太超过的大步伐。
到底为什么失眠,她想,或许因为王喜春。
王喜春的那双眼睛,把她最坏的回忆勾出来了。
最坏最坏的记忆。
她需要睡眠,觉是无论如何都要睡的,奈何睡眠不需要她。
睡眠出走了,一声招呼不打,把她丢弃,连条缝都不留给她钻。
夜里越躺越醒,惊叹号像是因为不能出现在梦里,从而另寻出路,很多时候直接和眼前场景融合,方式粗暴。
血泊里躺着的惊叹号、五天四夜的审讯、压在一迭迭材料上的警帽、手电拧灭后必然的黑暗、会打量人的冷墙、那封遗书、包括母亲潘晚吟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。
通通挣脱记忆的束缚,在她眼前井喷。
“Tochter,你是一个残次品。”
“要怪就怪你父亲,他荒谬,愚蠢,那个人是他的帮凶、同谋。”
潘晚吟讲的是德语,她知道她能听懂。
这是亲密也是疏离。
1967年以后,潘晚吟竖起的精神旗帜比任何人都更早一步感知到学界风向,她早早收起可以和母语一样熟练的德文功底,也收起她说英文时的剑桥口音,很少示人。
在警笛呜呜轰鸣,逐渐逼近的那个清晨。
她亲密地对她说德文。
母女间最后一次对话,她称她Tochter,甚至不愿意喊她眉眉儿,用像厌恶摆放不够整齐的任何事物一样的眼神看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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