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时的吕宋处于西班牙殖民统治之下，视甘薯为奇货，当地的殖民政府“禁不令出境”。但是父子二人都想将这一农作物带回家乡，于是陈振龙经过精心谋划，“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”，并在绳面涂抹污泥，于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初夏，巧妙躲过殖民者关卡的检查，“始得渡海”。

航行七天，于农历五月下旬回到福建厦门。

甘薯因来自域外，闽地人因之称为“番薯”。

陈氏引进番薯之事，其实不是什么秘密，早在明朝人徐光启《农政全书》、谈迁《枣林杂俎》等书上均有论及。

番薯传入中土之后，显示出其适应力强，无地不宜的优良特性，产量之高，“一亩数十石，胜种谷二十倍”。

加之“润泽可食，或煮或磨成粉，生食如葛，熟食如蜜，味似荸荠”，故能很快向内地传播。

本朝立国之前，还是前朝末年，江南水患严重，五谷不收，饥民流离。

彼时，徐光启因父丧正居住在松江华亭县的家中，他得知福建等地种植的番薯，是救荒的好作物，便自福建引种到华亭，随之向江苏传播，但风水好的地方，人家不屑种植这种东西，只有一些山区，土地种植的收成不好，改种番薯之后，却收成颇佳。

故而将这个番邦之物，写入了他的《农政全书》，这在中原士大夫里，可是很少见的事情。

而陈振龙的五世孙陈川桂，在本朝立国初年，把番薯引种到浙江，他的儿子陈世元带着几位晚辈远赴河南、河北、山东等地广泛宣传，劝种番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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