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革命不易，建宪政国家大不易啊！”与陈文强发出同样的感慨的是千里之外的宋复华，他此时正在法国巴黎，欧洲各支部的领导人会集于此，开着会。

“英国从大宪章到权利法案，经历了数百年，其中又经过多少反复？在中国要实现宪政，或者说是真正的宪政，任重而道远啊，绝不是我们原来想的那么容易简单。”宋复华一路巡回宣传革命，打响自己品牌的同时，也没停止了学习和观察，研究着各国的宪政历史，观察着各国的社会情况。

“我觉得教育是基础。”蔡元p对此似乎比较赞同，“开启民智，最是重要。而教育是求远效的，着眼于未来，其效果不可能在短期内表现出来，所以讲百年树人。这与钝初的任重道远，倒也相似相近。”

“革命乃长期而细致的系统工作，而除暴力激进手段外，其实尚有调和妥协之策略。若一味崇尚暴力，恐有好同恶异之弊。”在英国留学学习的章士钊思想上也有了不少变化，他还常为国内报刊撰稿，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，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。

“行严此话可待商榷。”复兴会法国支部部长吴稚晖对章士z的调和论表示反对，“所谓激烈、激进等等，从根本上说是统治者不妥协、不让步的造成的，只有统治者的明智、妥协，才可能避免激烈、激进，最终才不会被推翻。比如英法，同样是革命，却保留了一个皇帝，砍头了一个皇帝。满清会妥协让权吗？我看是万万不会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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